杨振宁和杜聿明的关系是怎样的？被特赦后，溥仪与杜聿明首次下江南，为何一路上流泪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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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和杜聿明的关系是怎样的
• 被特赦后，溥仪与杜聿明首次下江南，为何一路上流泪不止
• 《大决战》之中，杜聿明一会跑东北一会去华东，他为何会这么忙
•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杨振宁和杜聿明的关系是怎样的

杜聿明是杨振宁第一任妻子杜致礼的父亲，两人是翁婿关系。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下，这一对翁婿关系，说起来让人十分唏嘘。

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曾任东北安保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是名副其实的一方大员。淮海战役后，杜聿明被俘虏，接下来有传出被处决的谣言，让杜聿明的妻儿们受尽苦楚。

在谣言的影响下，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带着孩子们流亡台湾，却不料成了台岛当局的人质，受尽虐待。曹秀清和杜聿明共有三男三女，长女杜致礼，即杨振宁之妻，二女杜致义，三女杜致廉，长子杜致仁，次子杜致勇，三子杜致严。人口这么多，杜聿明又不在身边，没有收入，生活上很困难。

到台湾后，曹秀清被逼无奈，在家设立杜聿明烈士牌位，才获得一部分的儿女学费资助，可是这些钱还是太少。1956年杜聿明长子杜致仁考入哈佛，没有学费，曹秀清申请贷款3000美元，结果只拿到500美元。拿到500美元的杜致仁万念俱灰，服毒自尽。

杜致仁自杀的第二年，台岛当局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杜聿明母亲的葬礼给予了更高的规格。原因其实很简单，杜聿明的大女婿杨振宁拿到了诺贝尔科学奖。

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这是杜家生活的转折点。在台湾生活越来越困难的曹秀清，到美国去。蒋介石乘机要求曹秀清请杨振宁到台湾工作。曹秀清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嘴脸，假装同意后终于离开了台湾。（杨振宁20多岁得到诺奖，是诺奖最年轻的得主）

到了美国，曹秀清才知道杜聿明没有死，而且在1959年获得特赦。当时的美国和台湾到处流传着污蔑、咒骂新中国的消息。可是杨振宁的父母却总是能从上海转机日内瓦到达美国。曹秀清毅然决定，回国看望杜聿明。

就这样，杨振宁夫妇帮着丈母娘曹秀清和老丈人团聚了。即便如此，杨振宁和杜聿明还是没有见过面。曹秀清回国，是1963年，当时杜聿明已经特赦多年，和溥仪、王耀武等人担任了政协委员、文史馆专员。

曹秀清回国不久，跟着文史馆一行环游中国，先后到了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南昌、井冈山、韶山、长沙、汉口、西安、延安、洛阳、郑州等地。曹秀清发现，那些关于新中国的传言全部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1971年，中美关系回暖，杨振宁和杜致礼回国探亲，自此杨振宁才有机会见到自己的老丈人杜聿明。此后的连续很多年的暑假，杨振宁都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回国探亲。

杜聿明和杨振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杜聿明告诉女婿，要为祖国统一和科学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杨振宁第一次见岳父，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他很紧张地叫杜聿明杜先生。提醒他，应该叫岳父大人，场面十分温馨。

在宴会上，杜致礼丝毫没有杨振宁那样的紧张感觉，开玩笑说，大陆什么都好，就是重男轻女，我是陕西人，杨振宁是安徽人，宴会就设置在了安徽厅，这不公平。杜致礼的父母杜聿明和曹秀清都是陕西米脂人，所以杜致礼说自己的陕西人没错。

1981年，杜聿明在北京去世，杨振宁得知，立刻返回国内参加葬礼。当时主持杜聿明追悼会的是政协的有关同志，专门推迟了葬礼，就是为了等杨振宁。

2003年，杜致礼去世，杨振宁十分伤心。一年后，杨振宁和小自己54岁的翁帆结婚，引起轰动。杨振宁回应媒体，说翁帆是上帝恩赐的礼物。对比杜致礼年轻时照片和翁帆对比，发现两人极其相似。

2017年，95岁的杨振宁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为我国科学实验做贡献。当今的科学界，杨振宁毫无疑问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城就最高的人。

被特赦后，溥仪与杜聿明首次下江南，为何一路上流泪不止

答：的确如此，溥仪被特赦后，与杜聿明等人首次下江南时，流了不少泪。

但这些泪水，实在是五味杂陈，有感恩，有欣喜，有伤感，有羞愧，有悔恨，有内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年，溥仪在“下江南”这段时间的日记里，记载有很多感想、表态，尽管看起来不像私人日记，而像随时接受检阅的思想汇报，但透过这些文字，以及当时陪同人员的回忆讲述，还是可以窥探出一些他的内心世界的。

溥仪是在1959年12月底被特赦，游江南的时间是1964年春天，是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旅游参观活动，主要参观江苏等地。

旅游团的团员以特赦人员为主，有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沈醉、康泽等，以及他们的家属，共40人。

溥仪的家属是和他结婚两年的妻子李淑贤，还有他的弟弟溥杰、弟媳嵯峨浩。

沈醉虽是特务出身，但喜欢舞文弄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称旅游团为“帝王将相参观团”。

这个“帝王将相参观团”当然不能跟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参观团”相比，但他们的行程也是得到了严密安排、严格保护的。

他们参观的第一站是南京。

负责接待他们一行的在是江苏省政协工作的吴钟祺。

吴钟祺原为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解放前为江阴炮台台长，在渡江战役中率部起义。

吴钟祺后来回忆说，溥仪他们参观的景点，会临时闭园，他们居住的饭店，整个一层都给包下来，陌生人不得入内。

吴钟祺老人说，当年到火车站接他们时，他是亲眼看到了流泪的溥仪。

溥仪一下火车，就和列车长握手，抹着眼泪，嘴里嘟嚷着说：“我是第一次下江南。”

又说：“一直没有出来过，现在是真正解放了。”

就这，真的值得哭得这么五道八叉吗？杜聿明有点理解不了。

溥仪就解释说，“过去日本人带着我走，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都是闷着走，什么也看不到，现在是什么都看到了。以前过的是蝙蝠式的生活，不见阳光不见人，现在做中国人真正自由。”

……

所以说，溥仪“流泪”下江南的事儿，是真的。

溥仪他们在南京一共逗留了五天。

吴钟祺老人清楚地记得，是从3月11日到3月15日。

他们参观的地点除了明孝陵、梅花山、灵谷寺、夫子庙、中山陵、雨花台和总统府各大景点，还有南京的不少公司，如当时的南京化工公司、友谊服装厂、艺新丝织厂等。

吴钟祺老人特别提到一个细节。3月12日，参观团去中山陵游览时，才爬到陵墓入口的花岗石牌坊，溥仪妻子李淑贤心脏不好，身体虚弱，走不动，就对溥仪说，我在这里休息，你们先上去吧，我等你们下来。溥仪体谅妻子，就说那我也不去。

幸好，这时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这几个人来提醒说：“老溥，你不能不去，因为……”

溥仪瞬间明白了什么，赶紧搀扶夫人缓步登顶，和大家向孙中山坐像鞠躬。

在中山陵的接待厅吃饭时，溥仪喃喃自语地说：“我过去做皇帝也做了不少坏事，我对自己，对别人都这样说，过去的溥仪死掉了、烂掉了，现在是新生的溥仪……这次政协花了这许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我们出来参观游览，也是对我们的改造。”

后来参观雨花台，溥仪流泪了，他说：“到这里心里很难过，我们真是罪孽深重，这么多人牺牲在这里，太惨了……应该想想自己过去对共产党对人民怎样，今天共产党对自己又是怎样。应该考虑今后如何改造自己，洗清罪过，为人民工作。”

3月16日，旅游团前往无锡，游太湖饭，逛锡惠公园。

公园里有一块乾隆年间立的御碑。

溥仪又偷抹眼泪了，他转身对吴钟祺说：“乾隆那时下江南，和现在的江南是没有办法比的啊。”

很难说，溥仪这时的泪水中不含有李后主那种“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心情。

不过，他很快就端正了仪态，有板有眼地大声说：“如今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真感到自豪。”

吴钟祺发现，溥仪嘴里最喜欢说的词汇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华夏民族”、“爱国公民”等等。

3月26日晚上，溥仪乘车离开江苏，此后参观了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直到4月29日回到北京。

溥仪的日记里，每天记录的参观感受思想内容都比较一致，比如：“党为了帮助我们学习，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组织专员参观，还让家属一同参观，这使自己感到无比光荣和温暖。”“跟着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加强自我改造，在不同的岗位上，好好为人民服务，这是每一个公民应做的事情。”

《大决战》之中，杜聿明一会跑东北一会去华东，他为何会这么忙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决战》已经更新完毕，作为向建党百年的献礼片，该剧的热度依然还在持续中。全剧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亲赴重庆谈判作为起点，重点讲述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决定解放战争走向的“三大战役”。

在《大决战》中，杜聿明一会跑东北，一会跑华东，显得异常繁忙。那么问题来了，当时国军中肩扛三星和四星者大有人在，为何蒋介石要如此重用仅居中将的杜聿明呢，还不止一次形容他为“救火队长”？

简单回答，蒋介石认为杜聿明是当时国军将领中既有能力又够忠心者，故而只能不断委以重任；如果详细回答，请接着往下看。声明:本文仅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其余平台皆为抄袭！

杜聿明（1904年11月——1981年5月），字光亭，陕西米脂县人。因为昆仑山大捷，他成为抗日名将；因为淮海战役大败，他被解放军俘虏，经改造后获得特赦，积极参加统战工作并且致力于实现两岸统一。

杜聿明出生于一户地主家庭，父亲杜良奎虽是晚清举人，但是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还在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受此影响，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希望积极读书报效国家。

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青年时期的杜聿明一度感觉读书无用，一度感觉壮志难抒。索性，他放弃了长久以来报考北京大学的目标，考入了由国共两党共同兴办的黄埔军校，踏上了从戎报国的道路。

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开学典礼时，孙中山亲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学寄语，更表明了开办黄埔军校的宗旨:

我们开设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革命事业重新开创，要用学校的学生来作为未来革命军的骨干。

受此鼓舞，杜聿明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学业，在步兵科、炮兵科和工兵科的课程都出类拔萃。不过，由于政治上不愿意过多涉足，他既没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也没有参加“孙文主义学会”。

1925年春，孙中山响应冯玉祥的号召，抱病北上寻求和平，不幸病倒在了北京。期间，杜聿明受命前往进行护卫，近距离见证了孙中山抱憾离世。

等到中山先生过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已经趋于表面化，左派和右派之间已经势同水火。而受此影响，国共合作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1926年7月，杜聿明准备南下归队参加北伐，却在南京被孙传芳的部队所抓获。不久，他成功越狱逃到了武汉，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张治中所收留，成为学生军第一营第三连的连长。

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结束了。对此，曾经充满激情的杜聿明也感觉到了迷茫和失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发起了侵华战争。面对日益严重的中日民族矛盾，蒋介石却还在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歪理邪说。对此，杜聿明显得非常不理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执行了军令，开赴皖北参加了“围剿”红军的多次作战。

占领东北后，日军继续得寸进尺，又在华北地区不断滋事。对此，国内各界的抗日声浪此起彼伏，不断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此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终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联合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事件在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下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开始初步形成。

在1937年，国民政府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陆军装甲团，杜聿明担任了首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领导装甲团浴血杀敌，在淞沪会战中屡建奇功。

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之后，杜聿明率军退至湖南湘潭一带进行整训，被扩编为第200师。

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不过，由于中国沿海已经被日军占领或者封锁，国际援助的物资只能依靠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苦苦维持。

到了1938年底，杜聿明的第200师被扩编为新11军，从湖南湘潭移驻于广西全州。不久以后，该军的番号又被更改为第5军，成为抗战时期成军最早的一支国军机械化部队，颇具战斗力。

为了截断广西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派出精锐第5师团从钦州湾企沙和龙门等地登陆，接连突破了国军的防线后占领了昆仑关。此地既是南宁东北方向的天然屏障，更位于桂越国际交通线上，实在不容有失。

国民政府已经退无可退，决心展开反攻重新夺回昆仑关。1939年12月，杜聿明率第5军打响了昆仑关战役，他以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以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辅攻，以戴安澜的第200师作预备队。而守卫昆仑关的是日军第5师团，又被称为广岛师团，属于日本最早编组的7个甲种师团之一，也是侵华战争的急先锋。

昆仑关战役持续了18天，双方在昆仑关及附近的高地殊死拼杀。最终，国军在付出了5500多人牺牲和11000多人负伤的代价后，成功歼灭了日军5000多人并重创第5师团，史称“昆仑关大捷”。

在二战中，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国家，它西临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都与中国接壤。因此，这里对于中国和英国都极具战略意义，双方都不容有失，尤其对于中国意义更大。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两国在1941年初时就开始酝酿军事同盟。为此，国民政府还派遣杜聿明作为军事考察团成员前往缅甸、印度和马来西亚，准备派出远征军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保障这个后勤补给基地的安全。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成功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全面触发了太平洋战争。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地域达到了最大程度。

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中英两国于12月23日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不过，由于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他们既怀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担心外国军队染指自己的殖民地，故而一再拖延甚至有意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

受此影响，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长期待命，当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942年1月，面对日军的不断攻势，英军在缅甸战场已经溃不成军，首都仰光也马上就不保了。此时，英国佬终于低头恳求中国军队入缅援救，第5军和第6军依次进入缅甸，由驻缅英军总司令赫顿中将统一指挥。

从1942年3月开始，中国远征军转战1500多公里对日作战，先后取得了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和东枝收复战等战役的胜利。不过，由于丘吉尔政府始终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还是悄悄放弃了缅甸。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撤退，英国甚至完全不顾及中国远征军的死活。在英国人亚历山大和美国人史迪威的联合命令下，中国远征军被要求撤入印度继续协同作战。

杜聿明意识到情况危机，立即请示重庆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在无比气愤下直接下令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待命。当天，《蒋中正日记》出现了如下的记载:

丘吉尔的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因无论矣；而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实出于人情之外。

面对日军的围困，杜聿明归途已经受阻，只得率领第5军退入了中缅交界的一处原始山地“野人山”。此处被称为“百死一生”的死地，他在进山前向全军将士进行鼓劲:

我们要穿越的野人山，每个人都将会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野人山既是我们走向死亡的鬼门关，也是我们通往祖国的生路。

果不其然，远征军刚刚入山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士兵减员严重，就连杜聿明本人也因炎症感染而引起高烧不退。经历了无比惨痛的损失后，中国远征军终于在死伤大半才退回到国内。

1945年4月，蒋介石突然电令杜聿明前去重庆，抵渝后才得知此行的任务是为了对付龙云。原来，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铲除“云南王”龙云，准备调他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要求杜聿明提前在云南进行军事部署。

到了9月30日凌晨，杜聿明突然行动，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围攻龙云的战斗。事后，为了给社会各界一个合理的解释，也为了维护龙云的颜面，国民政府下令将杜聿明革职查办，替蒋介石背了黑锅。

回到重庆后，杜聿明赋闲了一阵，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在赴任前，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单独召见，被告知要严密提防共产党部队占领东北。

杜聿明就任后，立即借助的美国军舰和飞机从后方运送兵力，从葫芦岛和营口登陆。不仅如此，他还遵照蒋介石指令向东北解放区进行挑衅，有意破坏和谈的氛围。

内战爆发后，杜聿明制定了“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准备逐步蚕食东北解放军。不过，随着东野逐渐站住了脚跟，东北战场进入到了僵持阶段。

长期的军旅生涯，杜聿明的身体状况不甚乐观，期间还前往北平完成了左肾的切除手术。凭借战场形势和身体状况，蒋介石的第一心腹爱将陈诚开始大做文章，最终接替杜聿明统领东北。

陈诚志大才疏，刚上任就想要做出一番成绩向他的“蒋校长”请功。结果，出现了“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军事上彻底陷入了被动。 同时，他还以整饬贪腐为名大肆排斥异己，搞得东北彻底成了一个烂摊子。

在白崇禧和何应钦等人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撤换陈诚。不过，为了保住他的体面，最终同意陈诚以治病为由请辞，安排了卫立煌去接手东北的烂摊子。

离开东北后，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任第二兵团司令。东北局势已经积重难返，卫立煌更是为了自保而处于了守势，基本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948年9月12日，遵照党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彻底切断了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退路，形成了毛主席口中的“关门打狗”之势。

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又将杜聿明调回沈阳，兼任了东北“剿总”副司令，准备由他逐步替换卫立煌。不过，在不断的内部倾轧下，在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下，辽沈战役还是失败了，东北终于得到了解放。

就在杜聿明忙着指挥残部从葫芦岛撤退之时，淮海战役也打响了。在这之前，蒋介石原本希望能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由桂系的白崇禧统领武汉和徐州两个战区发起“徐蚌会战”。不过，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而推脱，最终只得由刘峙这个“猪将军”继续留任徐州。

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只得配合刘峙指挥这场战役。不过，他们显然都不是粟裕的对手，只能看着黄百韬被全歼。更严重的是，黄百韬兵团没有救出来，黄维兵团又被包围了。

杜聿明这次学精了，断然决定放弃黄维赶紧撤退。为了避免接收到蒋介石的命令，他在撤退途中还关闭了所有电台，执行无线电静默。不过，正当他向永城方向撤退时，还是接到了蒋介石空投的一封亲笔信:

如坐视黄维兵团被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请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协同由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认为，蒋介石的这次救援无异于自投罗网，可还是无奈屈从了，果然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一带。 遭到包围后，毛主席亲自发表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而华野司令员陈毅也写了一封亲笔信劝说杜聿明放下武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题写了一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其中，明确提到: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也发表了一篇意图要“求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会下野:

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看到两党的领袖接连表态要谋求和平，杜聿明也深以为然，觉得只有和平才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

不曾想到，短短三天后蒋介石就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再次下令杜聿明发动攻势组织突围。 结果，他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只带着副官和十几个卫士趁乱逃了出来，还在安徽萧县的张庄寨镇张老庄村被俘。

被俘后，杜聿明被关押到位于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填写个人档案时，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只将解放战争期间的所有经历都写了出来。不过，负责战犯和特务甄别的公安部政保局长凌云还是找到了他，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你的材料写得不好，只写了在解放战争中的事情。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你的抗战事迹，你的昆仑关血战。所以，你对民族的贡献，这段历史不应该否认，因为谁也否认不了。

凌云的这次谈话彻底浇醒了杜聿明，从此开始积极配合改造，成为了战犯中的典型人物。

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杜聿明的身体状况也迅速好转，所患的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恶疾也逐渐痊愈。 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还积极为志愿军士兵制作被褥和军服，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令我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

1959年12月4日，由于表现积极，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获得了人生自由。在组织的关心下，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积极撰写和记录从大革命以来的那段真实历史。

到了1964年11月，杜聿明还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积极投身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之中。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劝说尚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吏都能幡然悔悟，结束两岸对抗并共同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

1980年，杜聿明发表了《纪念“二·二八”寄语台友》一文，公开呼吁两岸同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贡献力量。 不过，他在第二年就因为肾衰竭而在逝世了，享年77岁，被葬入了八宝山。

临终前，杜聿明写下了自己的遗嘱，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还嘱咐其妻要率子女继续为新中国贡献力量。其中，他提到这样一句:

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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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杜聿明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某日在集体洗澡时，管理员李科长发现他的腿总是打颤，感觉是有些问题的，就喊他立正站好，尤其是双腿要并拢。杜聿明一言不发照做了，管理员果然发现了毛病，这位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肯定有隐疾：臀部一边大一边小。

大约是因为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惨淡经历，杜聿明的身体始终不太好，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期间，就在北平动手术摘了一个肾。兵败被俘后，光他自己知道的病就有三种：胃溃疡、肾结核和肺病，当时的杜聿明思想还是比较顽固的，既不说明也不想治疗，打算来个慢性自杀一了百了。

管理员这次发现他身体异常后，立即上报，于是第二天杜聿明被专车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结果一检查，是骨结核，这个病究竟咋回事咱也不太明白，应该是脊柱方面的问题，总之蛮严重的，院方当时没有告知杜聿明具体病情，但是专门給他做了个石膏模具，要求他每天睡觉都要躺在里面，并且得坚持数年之久。

这玩意儿很稀奇，所以军统大特务沈醉刚进来时，还以为是管理所为了惩罚杜聿明特别定制的“刑具”，所以充满同情地握了下手，挺伤感地离开了。沈醉不明所以，回去一顿瞎说，这事就有点传歪了，尽管管理所以后经常给杜聿明送来牛奶，也按时派护士给他打针检查，许多战犯还是不太明白，心里是有点恐惧的。

要知道，杜聿明的军衔虽然只是陆军中将，并非功德林里面的最高者，但是在解放战争中，他的职权以及受老蒋的宠信程度，在功德林里面可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标杆式”人物。抗日战争胜利时，杜聿明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职务并无特殊之处，还因为“五华山捉龙”事件被老蒋假惺惺地撤职。

但是他却因为忠实地执行了老蒋的命令，从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很快被任命为东北行辕所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后来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要职，始终兵权在握。在东北期间，他是实际上的军事最高长官，曾经给东北民主联军和101造成很大麻烦，从山海关一直进犯到松花江沿岸。

即便是后来担任的两个副总司令职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跟那些挂名的副总司令们不同，杜聿明也是掌握实权的，不太把卫立煌和刘峙放在眼里。尤其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几乎成为老蒋的“救火队员”，沈阳、葫芦岛、北平、济南、徐州、南京到处飞来飞去，俨然成为老蒋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

比如跟他一起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们，李仙洲职务仅仅是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维也不过是兵团司令，都跟杜聿明差着一格半格呢。包括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也不行，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杜聿明可是排名第36位，甚至在汤恩伯之前，范汉杰干脆都没上去名单，而且在这43名头等战犯中，杜聿明是唯一一个战场上活捉的！

看明白了吧，杜聿明虽然军衔不高，战争罪行却很大，在战犯中的地位可是不低，功德林里面所有的其它在押战犯，都没有“上榜”头等战犯名单。所以，人民政府对杜聿明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是所有战犯们特别关注的，说句玩笑话，这些战犯一定认为：即便是杀头，也得先从杜聿明开始吧？

这些战犯是1956年初才集中转送到功德林的，在最初的时间里，他们并不了解我方的政策，从1927年开始，我们无数被捕的地下党员遭到过什么样的折磨，这帮人当然心里有数，所以一个个惴惴不安是难免的。杜聿明在解送功德林之前，由于身份重要一直是单独关押的，到了功德林以后，才有机会跟其他战犯沟通和交流。

期间他曾经跟自己在徐州时的副参谋长、军统大特务文强有过谈话，文强坦言：“记得你邀请我当你的参谋长，程颂公（程潜）在长沙为我饯行，嘱咐我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失败的教训，延安抓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败之理”？这时候的程潜将军作为起义将领，已经是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他的政治预见对杜聿明、文强的触动都很大。

杜聿明听完文强的话，呆立半晌深有感慨：“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大抵是从这时候开始，再经过不断的学习，杜聿明的顽固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更让他感动的是，由于他跟范汉杰都有严重的肾病，需要经常注射“链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药，组织上不得不派专人用外汇到港、澳等地去购买。

这确实让杜聿明感慨以及感激，之前他有钱有地位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沦为阶下囚，人民政府却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几种病都大为好转。于是杜聿明开始认真参加学习和劳动，在1957年的劳动节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劳动节感想》，字里行间都说明思想变化很大，同小组的廖耀湘还挖苦他：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看书做笔记。

由于杜聿明改造的态度的非常认真，同时人民政府也考虑到他的抗日功绩，所以在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杜聿明赫然在册，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对此激动万分。特赦令中有这样的说明：“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米脂县人，该犯已关押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之规定，予以释放”。

那么当然，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立即在功德林产生巨大反响，原因如前所述，作为唯一的在押头等战犯，杜聿明不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身体大有好转，还能够被第一批予以特赦，既准确反应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也让其他没有被特赦的战犯看到了希望。同时，1958年杜聿明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应该也是个加分项。

当时，老蒋还为此特地在台北接见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女士，而曹女士则利用赴美探亲之际离开，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其实杜聿明被特赦后，如果坚持赴美国团聚的话，人民政府大概率是会批准的，但是杜聿明坚持留在祖国，并且跟妻子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963年10月，曹秀清毅然从美国返回大陆，夫妻终于团聚。

1963年11月10日，周公特别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等作陪，期间陈毅元帅与杜聿明进行了恳谈，规格之高是杜聿明等人没有想到的。而这件事对功德林里面的战犯们，更是有了很大的触动，杜聿明被特赦后曾经对周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

周公爽朗一笑，诙谐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