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希望与中国加强直接对话（历史题概述20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不断调整的表现及原因）

本文目录

• 历史题概述20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不断调整的表现及原因
• 运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理论，分析中美加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是什么意思
• 美国希望与中国恢复气候谈判，外交部提“必要条件”，事态将如何发展
• 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美承诺将怎样确保中国安全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第二轮对话
• 基辛格为何秘密访华
• 异想天开！美国放水通货膨胀，拜登寻求对话，中国不会为美国买单
• 中美关系与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 白宫为什么视中国为直接竞争对手

历史题概述20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不断调整的表现及原因

【美国的外交困境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措施 】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南越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总统约翰逊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是不现实的。尽管在越南美军已超过50万人，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要求政府再增派20万美军，这对约翰逊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3月31日，迫于各方压力，约翰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同时声明他本人不再参加1968年的总统大选。越战给1969年初上台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⑦
除越南问题外，尼克松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与不稳定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在很多方面苏联的力量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与美国达到基本平衡。从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美国和西欧盟国对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的温和反应，表明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是稳固的。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及其盟国在东欧使用武力保护社会主义的现实。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可以说，苏联已经将其势力延伸到中东欧之外。⑧
第二，中国也令美国十分头痛。约翰逊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⑨。一方面，美国很担心“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大大减少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⑩。尽管1969年初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支持北越，并谴责美国对南越的援助。
第三，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欧日盟国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持久的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有明确表态。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是北约正式会员国）后，法国的影响已大大削弱；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更使美国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这使得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几乎成为不可能。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经济的统治地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此外，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令美国人担忧。1967年的中东战争之后，阿以矛盾并没有解决。非洲的非殖民化带来的是内战，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渗透到非洲。在拉丁美洲，60年代的进步同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没有为美国培植可靠的盟友，反而使反美思潮上升。在南亚，1965年的印巴战争加剧了印巴之间的历史仇恨和对抗。(11)
尼克松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的世界，尼克松上任伊始，美国外交政策内外交困。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的军事力量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充分的人力优势。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如何解放自己并重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信誉？尼克松政府如何以国内外敌友都能接受和尊敬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呢？这意味着尼克松政府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寻求一个新的全球力量平衡，而不损害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优势。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确立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使美国从最危险的海外军事冲突中脱身，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务之急是要从越南撤出，找到与过去的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国打交道的新办法。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这是美国自冷战以来力量相对下降的重要表现。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经过一段对抗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谈判时期。”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很快提出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尼克松希望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和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对苏缓和与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是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12)在一定意义上，尼克松主义是“越南化”政策的延伸，与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成为尼克松政府最初两年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1969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之间的秘密渠道、对柬埔寨轰炸以迫使北越就范以及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尼克松政府安全战略思想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国要在欧洲和亚洲对付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党国家同时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并应付其他地区，如中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其实美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进行“两个半战争”。到了6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国的彻底决裂，中苏两国同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尼克松在1969年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半战争”战略。“一个半战争”战略的主要出发点是削减兵员和军费，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要求更大规模削减军事力量的国内压力。 在军事上，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方面，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在经济方面，美国地位明显下降，1944年确定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内部出现了严重而又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面对世界政治变化和美国地位下降的事实，“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包括：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其他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是在不放弃美国“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作为“尼克松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体现，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始贯彻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争取最终撤出越南。为了打开越南战争的僵局，并在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以后能够牵制苏联，尼克松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并最终打开中美缓和的大门关系之门。

缓和对苏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谓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是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LTI)。此外在中东地区，加强推动中东和平的力度，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在欧洲则采取行动，明确支持欧洲统一的进程；在亚洲向日本归还冲绳岛，并促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

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将肯尼迪政府开始执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概念，改为一个半战争。由于美国作战实力衰弱，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确定中苏不会联合起来共同对美作战。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进一步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可借助的力量，因此美国可以放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战略。

——以核均势论代替核优势理论。60年代，苏联加快了核扩军步伐，美国对苏联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种变化，也是基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现实，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过去谋求核力量相对优势的战略主张，提出要与苏联保持“基本相当”的核均势，即用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质量与技术上的优势，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以维持有效报复能力为限，不拘泥于导弹数量的对比。

——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减少海外驻军。尼克松政府强调，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不具备同时保卫世界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物力，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因此必须收缩海外驻军，以保证欧洲、朝鲜半岛等至关重要并已经承担的义务上。

——与盟国进行战略分工，强调共同承担战争负担，提出“自由世界防务分级责任制”。美国不能再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宁愿多花美元也不应损失美国人的生命。如在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美国应和西欧盟国共同负责。如果爆发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分担人力负担，美国将给予必要的援助。这种战略方针改变了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排除了美国部队介入地方性战争的可能，并保证在大规模战争中，其他盟国也能分担防务责任和负担。

总之，在“现实威慑战略”中，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盾牌下，以常规力量为主，同苏联进行争夺；在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西欧和东北亚的重点部署，盟国和受援国分摊军事负担，美国退居二线。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与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常规部队，提高同苏联战略武器抗衡的能力，并力争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

从1969年至1972年，美国驻外兵力从133万余人减到了60余万人，其中驻亚太地区的美军从88万人减至24万人，驻欧美军则维持在31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兵力的51.8%。

为了改进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尼克松政府修建了大型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系统，以保护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射场。同时大力发展多弹头导弹，以抵销苏联导弹数量的优势。为提高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质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增加军费12亿美元，用以研制三叉钱核潜艇和B—1轰炸机。

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推行“战争南越化”政策，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运送坦克、飞机等许多新式武器，将南越本国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l00万，帮助南越政府加速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甚至促进南越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傀儡政权能加速对南越农村的控制。

为迫使北越在巴黎和谈中屈服，美军于1970年5月入侵柬埔寨，企图破坏北越的给养基地。1971年1月中旬，美国发动侵略老挝的“蓝山619战役”，企图切断胡志明小道，结果以惨败告终。1972年5月8日，美国采取战争升级行动，宣布在海防港布雷，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并进行持续轰炸。

这期间，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 1973年1月27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军队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全部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国战俘；越南问题由越南劳动党、中立力量和阮文绍政府三方组成的全国和解与协商委员会作出安排，并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和执行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分界线等。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达l2年之久的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

其次是在外交方面，尼克松政府做出了与中国和解的重大决定。 6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提出了“遏制”与“诱导”相结合，最终说服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了与戴高乐。他在会谈时说：“在美苏进行对话的同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以前增多。”“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继续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1971年2月25日的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尼克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70年代的任务。”尼克松认为，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稳定局势，防止外来势力渗入亚太地区。同时，可解除美国面对两个对手的状态，可以借助中国力量来维持美苏均衡外交。

尼克松在1969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希望同中国直接对话。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项公报，批准在海外的美国旅游者和居民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允许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6类人员，在有关外事部门直接申请办理去中国的旅游护照，无须上报国务院批准。1969年11月美国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1970年1月20日和5月20日与中国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晤。美国第一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表示希望总统特使去北京，商谈高层领导会晤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表示后，1970年尼克松在会见《时代》杂志社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5月17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建议由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1971年7月8日，从南越途经巴基斯坦的基辛格于第二天凌晨直飞北京，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携夫人以及大批随从人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及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

在同苏联阵营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以实力求谈判的政策。从6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接触，利用交流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尼克松说，美国在东欧实现和平变革的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因素，即寻求缓和美苏关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的往来。

以实力求谈判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政治攻势的一种手段，这种谈判既包括对争霸对手——苏联的军事限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意图。为了打开苏联的大门，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美苏首脑举行过4次会晤。

运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理论，分析中美加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是什么意思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10年5月24~25日，北京
　　* 行情危险!散户应该尽快离场? 哪些股票值得满仓买入?
　　* 某些股很可能还要涨50%！ 机构资金目前已发生大变化
　　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对话于今天闭幕。两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了对话。
　　双方重申将继续履行2009年7月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作承诺，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
　　一、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
　　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时，双方承诺继续实施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以帮助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双方还承诺采取措施转变两国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世界经济在完全复苏后强劲、可持续地增长。
　　自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世界经济已度过最困难的时刻，复苏势头日益巩固。去年7月，中方承诺增强国内消费在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并在其后实现了 2009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的大幅提高。美方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承诺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储蓄，迄今，私人储蓄已经有所提高。同时，美方一直在为实现承诺采取后续行动，通过实施包括全面医改在内的措施，来确保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促进公共储蓄。
　　双方承诺就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问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双方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考虑各个经济体的具体经济形势，同时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并与G20匹兹堡峰会“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下有关承诺保持一致。为此，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巩固，中国将通过实施促进消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来保障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不断扩大的拉动作用。随着美国私人需求的恢复，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保持总体需求和支持就业转向减少中期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我们将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以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和增长。
　　双方认识到，两国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双方同意在去年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各自推动建立更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国内储蓄而不是外国储蓄。美国致力于走出一条负责任财政的道路。奥巴马总统预算案已经制定出具体措施，将通过推行历史性的财政约束在未来十年内使财政赤字削减一万亿美元。这些措施包括：在三年内冻结非安全性可支配支出；要求金融服务业全部偿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成本；2001-2003年间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的减税政策将在到期后失效；取消对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资金。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量入为出”法案，该法案要求国会如果增加1美元的非紧急支出、或减少1美元的税收，都必须在其他方面节省1美元的支出。一旦美国经济复苏，全美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将制定应对财政风险的政策，并使债务占GDP比例在经济复苏后稳定在可接受的水平。
　　通过启动减缓医疗成本增长的改革，美国已经采取重大举动，解决其长期财政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此外，美方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通过扩大就业为基础的退休储蓄工具，完善私人储蓄的激励措施。
　　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有效促进创造就业，中方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中方将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等。
　　双方认识到中小企业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承诺共同签署中小企业合作协议，并举办促进中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双方还承诺深化中美地方层级经济合作，包括推动中美两国省-州、城市-城市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
　　二、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认识到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对两国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创新的重要意义，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在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防止其滥用非常重要。双方愿共同努力，以包括谈判模式在内的已有成果为基础，确保多哈回合达成平衡、积极的协议。根据近期盘点会的建议，美中双方愿在所有适当的场合和组合中积极进行谈判。两国均承认多哈回合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基于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中美重申双方的创新政策将与以下原则保持一致：非歧视；支持市场竞争与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执法；以及与WTO原则保持一致。允许企业之间商定技术转让、生产过程和其他专有信息的方式和条件。中美双方同意尽早于今年夏天在中美科技联委会框架下就创新政策展开深入的专家和高层讨论。这些会议将包括中美双方所有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时，中美两国将充分考虑这些讨论的结果。中方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7月会议前，提交一份强有力的政府采购协议修改出价，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期待。美方对中国就政府采购法关于“本国产品”的认定标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表示欢迎。
　　美方将在贸易救济调查中，认真考虑并给予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公正、合理的待遇，并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方表达了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关注。中美双方承诺遵守首轮中美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在《中国-美国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包括美国政府评估中国政府就出口管制问题提出的关注。
　　双方重申继续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同意，成功的谈判将通过促进和保护投资，为双方投资者增强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支持双方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承诺。
　　双方致力于提高外商投资规定的透明度。美方重申，将根据法律规定，在《联邦纪事》上公布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规程的修改建议，最终发布前的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中方确认，将根据国务院通知，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改建议，最终发布前的公众评论期不少于 30天。
　　中方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已采取行动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美方对此感到鼓舞。在此基础上，中方承诺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透明度，缩小审批和核准的范围。美方确认，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有关程序遵循透明和严格的法定时限，并承诺遵守这些规定。美方将继续努力，澄清包括关键定义和概念在内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有关程序。
　　根据经济形势，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国将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参与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节能和环保产业，并扩大这些产业向外资开放的领域。美方欢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美方确认，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程序确保为所有外国投资，无论其来源地，提供一致和公平的待遇。
　　中方将继续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做法。美方重申将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接受国政策宣言》对包括主权投资基金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方认识到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国家出资企业)已实行股份制并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其中，许多已成为上市公司。中国继续努力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法人实体。中方将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包括发行可公开交易的股票，以及引入包括非公共及外国投资者在内的战略投资者并让其持股。
　　经济对话结束之后，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建立贸易融资合作机制，并注意到两行认真落实了此前有关200亿美元贸易融资便利的承诺。此外，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还将在联合融资方面探讨合作，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出口，并鼓励参与多边论坛以促进贸易融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中美双方承诺就解决美国大豆输华的检验检疫及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加强交流，以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定，将就有关原产地问题的具体产品案例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同意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再举行一次原产地专家联席对话。
　　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将继续改革各自的监管框架，使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整体稳定的环境下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创新。中美双方将寻求通过强化监管、提高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推动金融市场服务于居民、商业和生产性投资需求。双方将采取措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落实审慎监管标准，促进平等竞争，避免金融市场分割、保护主义和监管套利。双方支持将在全国范围实施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资本要求和反周期的缓冲资本作为巴塞尔协议资本框架的要素，支持提高流动性风险要求和设立前瞻性的拨备，以降低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创造一个能抵御负面冲击的更强健的金融体系。双方支持引入一个杠杆率标准作为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的框架的补充措施。
　　双方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金融领域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双方承诺就具有跨境影响的金融监管议题加强合作。中国银监会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加强双方在各自管辖区域内跨境问题银行机构处置方面的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加强在存款保险、金融服务、倒闭金融机构处置及其他与金融稳定相关领域的合作。双方将进一步就包括保险资金运用在内的保险监管进展加强合作与交流。
　　美国致力于实施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应对过度冒险，降低道德风险，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保护，更好解决微观和宏观的审慎监管，解决“过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公司的问题。
　　美方承诺继续加强对“政府支持企业”的监管，确保“政府支持企业”具有足够资本和能力以履行其财务责任。美国政府广泛的住房政策，包括支持“政府支持企业”继续开展业务、美财政部和美联储购买按揭抵押证券，对恢复住房市场稳定性和保持按揭信贷的可获得性一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将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寻求与国会密切合作，以制定一项全面的“政府支持企业”改革方案。美国政府承诺采取合适的方式进一步推进改革，确保“政府支持企业”具备履行偿债义务的能力。
　　中方已启动股指期货交易，将允许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合格外商投资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股指期货业务。中方将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股指期货产品。
　　美方欢迎中方根据国际标准在改善国际收支及官方储备数据报告的准确性和频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表示将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和统计能力继续改进这方面工作。
　　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双方重申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同意共同努力，确保多伦多、首尔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增长再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双方重申支持落实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上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承诺，欢迎去年G20成员通过新借款安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增资5000亿美元，并同意共同努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其更好履行其义务。
　　双方欢迎多边开发银行为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最贫困群体影响所采取的关键行动，重申支持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减贫中的中心作用。双方承诺共同努力，通过普遍增资确保多边开发银行有足够资源。双方欢迎近期达成的支持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增资并承诺进行强有力改革的原则共识。双方还欢迎就世界银行新的股权安排达成的共识，这将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和转轨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同时保护最小穷国的发言权。双方还期待共同努力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优惠贷款窗口的成功增资，这些机制对最贫穷国家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需要全球采取协调行动的全球性挑战，双方同意，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以下问题的关注：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以及获取技术和食物以确保粮食安全；最贫困和最具挑战性环境中的人类发展问题；私营部门拉动的增长和基础设施；有效回应有关国家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结合的需求。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和全球税收透明度与情报交换论坛的合作。鉴于中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前的经济规模、金融市场活动和国家金融稳定安排，美方支持中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现有席位。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中美双方致力于保持金融稳定，保持金融业开放，提高金融业透明度，执行G20领导人同意的关键的国际金融标准，并承诺进行定期的同行评估。
　　附件一：双方参加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主要成员
　　中方财政部长谢旭人、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商务部长陈德铭、卫生部长陈竺、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质检总局局长王勇、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娄勤俭、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美方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商务部长骆家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西贝利厄斯、贸易代表柯克、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总裁霍克伯格、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拜尔、贸易和开发署署长扎克、能源信息管理局局长纽厄尔、财政部副部长布伦纳德、副国务卿霍马茨、农业部副部长米勒、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安会高级主任利普顿、劳工部副部长帮办波拉斯基、能源部助理部长桑达罗、证券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塔法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梅萨、交通部助理部长帮办麦德蒙特、司法部反垄断经济执行主任海耶、爱荷华州保险监督官佛斯等高级官员参加了对话。
　　附件二：双边机制安排与交流
　　中美双方同意，在两国相关部门间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和交流，有助于推进双方促进繁荣、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充分利用互利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增强两国金融体系等共同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承诺通过其他对话和倡议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包括：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美国劳工部继续开展对话，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加强社会保险、完善就业统计和推动社会对话等问题开展交流与合作；继续努力促进双方在一系列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问题上的政策和操作方面的合作；建立反假币培训机制；加强在棉花等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双方还承诺举行第二次中美农村金融研讨会、中美投资论坛第四次会议、中美交通论坛第三次会议、中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交流论坛。双方承诺继续两国农业部之间的科技合作，并举行中美中医药交流与合作论坛。

美国希望与中国恢复气候谈判，外交部提“必要条件”，事态将如何发展

不管这个事情的事态如何发展，气候问题始终属于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非常关注气候保护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们进一步发展新能源技术的时候，很多新能源技术已经可以逐渐取代传统的能源技术，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保护环境。因为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港湾，当地球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会发生一系列的极端天气，有些国家的城市甚至已经出现了43℃以上的高温天气。在保护环境的问题上，我个人觉得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充分关注环境保护和气候恢复的问题，并且不能把这个问题当成所谓的筹码来看待。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这是关于美国和中国恢复气候谈判的新闻，美国的大使表示想要和中国恢复气候谈判，并且表示这个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都积极参与的话，这个方式可以进一步帮助整个人类来积极保护环境。在此之前，因为我们已经全部取消了和美国的气候谈判的合作，所以两者之间的需要谈判已经处在搁置状态了。

美国和中国的参与将会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要。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美国提出恢复气候谈判的要求时，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积极参与到气候谈判和保护环境当中的话，这个方式将会进一步推动全人类积极保护环境。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环境保护给人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需要大力使用各种清洁能源，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美国和中国的参与也会带动很多国家和地区来保护环境。

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美承诺将怎样确保中国安全

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 美国承诺将这样“确保中国安全”。

12月12日，美国务卿蒂勒森称美国随时准备同朝鲜谈判，且不设先决条件。据报道，白宫官员随后质疑了这一说法，且表示在朝鲜改善态度前，不可能与朝鲜举行任何谈判。

此外，报道称，美国罕见的对中国作出保证，称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美国将“撤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确保中国安全。

白宫否认蒂勒森提议 称与朝谈判时机未到

在蒂勒森提出“不设条件、随时与朝谈判”后几小时，白宫方面进行回应。报道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13日表示，“鉴于朝鲜最近试射导弹，现在并非（谈判）时机”。他还说，在朝鲜改善态度前，不可能与朝鲜举行任何谈判。

报道还称，蒂勒森12日说，美国“随时准备同朝鲜谈判”。他此言偏离了美国的一项关键要求，即任何谈判都必须以朝鲜放弃核武器为基础。

尽管蒂勒森提议同朝鲜谈判，但白宫官员称时机还未到。

白宫方面拒绝透露总统特朗普是否事先同意了蒂勒森所提的这项外交建议。特朗普对朝鲜在措辞方面比蒂勒森强硬。

白宫官员还表示：“美国政府内部一致坚持，任何与朝鲜的谈判都必须等到朝鲜从根本上改善态度。正如同国务卿自己所言，但至少要包含这个条件：没有进一步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

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Heather Nauert）也表示说，只有朝鲜方面在一段时期内停止核武与导弹试验，才有可能开始谈判。

她还说，“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她坚称蒂勒森并未发表新政策，而是和白宫方面“保持一致”。

资料图：蒂勒森与特朗普

美国向中国作出罕见保证

美国政府还对中国施加压力。报道称，蒂勒森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12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在现有联合国制裁之外采取更多行动，切断对朝鲜的原油供应。这一措施将对朝鲜经济造成重大伤害。

此外，蒂勒森还说，美国也向中国保证，万一美国军队在发生冲突时进入朝鲜境内，他们之后将“撤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三八线是划分朝鲜与韩国的分界线。报道称，北京不仅担忧朝鲜政权“垮台”会导致朝鲜难民流向中国，还担心失去令美军远离中国边界的缓冲区。

就蒂勒森提到美方作出保证的这些说法，在13日我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说，“中方能否证实”。

我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则回应到，并不知道美方所指的是什么情况。但我想重申，中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们坚持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陆慷还表示，我们认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是国际社会共识，也最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我们希望看到美朝双方通过直接对话接触，积累互信，为最终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真的打起来了，谁还讲究承诺。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第二轮对话

时间
2010年5月24日至25日
地点
中国北京 在战略对话中，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国际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两国有关部门将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
在经济对话中，双方将围绕“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主题，就若干议题进行讨论，包括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
对话官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届时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0年5月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努力推动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致辞。 (2010年5月24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克林顿国务卿，
盖特纳财长，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开幕。首先，我谨对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本轮对话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新机遇的重要时刻举行的。推动本轮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对我们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坦诚交流、深入沟通、增信释疑，推进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一年多以前，我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首次会晤，我们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目标。这以后，我同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特别是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成功访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政策框架。中美本着同舟共济精神，合作应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行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中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等领域互利合作，夯实交流合作基础。中美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同各方一道推动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中美同各方一道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大自然灾害等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中美国情不同，双方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显现，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继续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合作。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地区热点、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面临着共同课题、肩负着重要责任。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对美关系，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意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我们要坚持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干扰，我们都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牢牢把握和精心维护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一目标，培育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促进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沟通、协调、合作。
——我们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赋予一国的最基本权利。对中国人民而言，没有什么比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相信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人民，不难理解统一对一个国家多么重要和珍贵。
——我们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推动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应该以一种模式来衡量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们要保持两国高层及各级别密切往来。充分沟通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基础。再先进的通信技术也取代不了面对面交流。今年4月12日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时，我们一致同意通过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我们也应该加强战略性对话和磋商，以加深了解、扩大共识、促进合作。
——我们要发展互利双赢的合作格局。中美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中美应该加强经贸、能源、环境、反恐、防扩散、执法、科技、教育、农业、卫生、质检等方面交流合作，积极拓展民用航空、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探索等新的合作领域，不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让两国人民切身体会到中美合作成果。
——我们要加强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应该通过双边渠道和各种多边机制加强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进在气候变化、核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减灾防灾、打击跨国犯罪、防治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磋商和合作。中美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深化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永恒动力和广泛基础。中美将建立人文交流机制，相信这一机制将为促进两国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应该支持两国青年交往，为中美关系发展培养后备力量。双方应该加强两国工商、学术、媒体等各界以及地方交流合作，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宽广的友谊桥梁。
女士们、先生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消费，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健康平衡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
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开辟中美关系更为广阔的前景！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王岐山、戴秉国和克林顿、盖特纳率两国代表团出席。

基辛格为何秘密访华

1971年中美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中美两国都需要加强两国的沟通和交流，从而牵制苏联。

但是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分属于两大社会阵营等原因，中美的交往不能贸然进行，要有所准备和铺垫。所以为了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的就是为尼克松访华探路，准备前提条件。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二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

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背景过程

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他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请叶海亚·汗作中介人提供协助。叶海亚·汗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叶海亚·汗到中国访问。11月10日他同周总理单独会见时传达了尼克松口信，说尼克松要走向同中国和好，愿意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美国希望在高一级进行秘密对话，并准备派一名高级使节人士和墨菲、杜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

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主要顾问基辛格前往。他迫切等待中国的答复。周总理于11月14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

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中国商谈。时机可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叶海亚·汗回国后即派专人将周总理的答复口信（无头衔、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派专人送给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嘱其口头转达给基辛格。不久，基辛格答复，美国同意接受邀请，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存在于美中之间的名种各样的问题。

异想天开！美国放水通货膨胀，拜登寻求对话，中国不会为美国买单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成为了世界的霸主，从此美元就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美元也是顺理成章成为了各国的储备货币，从而为美国获得“铸币税”打下了基础。美元曾经被称为美金，因为美元和黄金有挂钩，不过如今的美元早就不是美金，而且还在不断贬值中。从2020年开始，美国遭遇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61万人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死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死亡规模还是位于第一的位置，疫情对于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的经济也是由于疫情的影响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失业率是居高不下，面对可能的 社会 危机，美国政府通过了两次大规模的纾困方案，美国白宫采取了直接发放美元的方式，要给美国普通民众资金，同时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援助，如此一来美国就多了许多美元，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这个会让美元迅速贬值，并且继续透支美国和美元的信用，美国政府在货币上的放水，导致了通货膨胀，面对危机，美国白宫想到了中国。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阶段，世界各国都是通过放水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在疫情期间，美国原本以为中国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不过美国是异想天开，因为中国很快就从疫情中走了出来。在2020年中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刚开始欧美媒体是一片欢呼，欧美认为这是中国版本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会走向崩溃，不过欧美是低估了中国的实力。中国很快就解决了新冠病毒疫情在本土的蔓延，而且还给全世界争取了很长的时间。

面对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急需要通过外部市场来进行消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中国也进行货币的贬值，从而可以抵消美元贬值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国也是希望中国从美国大量购买债券，从而可以缓解美国的财政压力。近来美国就有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寻求与中国的对话，显然美国是有目的的，在目前美国陷入困境的时候，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美国要有求于中国，就开始寻求对话，不过同时还是对于中国采取了围困和遏制的战略，至今美国都没有放弃贸易战，由此可见美国仅仅考虑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如今的中国有着自己的发展方向，根本就不会为美国买单，美国长期采取敌视的态度，尤其是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不断制裁中国的高 科技 企业，包括对于中国进行芯片以及相关制造设备的禁运等，美国还试图在芯片领域和中国脱钩，这些都是美国对抗中国的策略，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是不会给美国买单的。中国和美国处于多个领域的博弈中，美国不断遏制中国，试图维持其霸主的地位，甚至还要动用军事手段来对中国进行威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大批的军队，如今美国依托第一岛链的驻军，不断对于中国进行军事威慑，包括动用各类侦察机频繁进入第一岛链内空域，而且还会动用航空母舰进入南海发起挑衅等。美国还积极拉拢其余的盟友，也在亚太地区对于中国发起挑衅，因此对于美国是不能抱有幻想的，美国始终在对抗中国。如今的中国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已经可以和美国进行平等的对话，美国想要中国为美国买单是异想天开的。

对抗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包括近日美国国会通过的1.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方案，美国总统都要拿来作为对抗中国的筹码，由此可见美国是不遗余力要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

中美关系与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近期，以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简称《战略指针》）报告为代表，特朗普政府不断进行程式化、系统化对华战略的试水。6月下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就“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现摘编部分与会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美方试图驱动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成为对华关键博弈场
傅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白宫发布的《战略指针》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战略指针》和近期蓬佩奥等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讲话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把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竞争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
新冠疫情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这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中美两国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高下立判，让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在维护国民生命安全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是有效的。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现在更是试图挑衅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斗争。
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会让两国关系偏离正轨，但是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外界任何干涉国家内政和改变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走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老路。
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争取就行为边界达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逐渐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习惯和能力。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和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维护自身发展权是中国对美斗争主题
章百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中美业已开始的博弈中，美国要维护的是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是当前中美矛盾的核心。这一矛盾在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接近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生。然而，客观地看，中美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中国没有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事实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这就为中美避免零和博弈留下了空间，双方在这场斗争中都有一定回旋余地。
的确，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改进，但这种改革只能是逐步的，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中，但两国仍有机会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前提是，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
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面对困局，中美双方都需要保持理性、克制与远见。要有耐心，保持沟通和谈判以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如若不能，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对抗。
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为转圜留下余地。美方尤须认识到，若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作筹码，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基础。
政治误判反映改变中国体制的幻想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6月24日发表讲话，“反省”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对华态度，指责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了“误判”，以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会将中国引向“政治自由化”。这是观察和处理对华关系的美国人中间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声称过去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让美国“吃了大亏”，中国“占了大便宜”。这两种观点相互呼应，异曲同工，都说过去美国对华接触和合作政策是“走错了路”，主张美国应向中国全面施压。
实际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坚持牵制、打压与交往、合作并举的“两手”。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合作促进了中南半岛的和平，牵制了霸权主义扩张。在本世纪初，两国的战略协作打击了国际恐怖活动，维护了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上的无核化原则。上述合作，以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诸多合作，都是美国自觉自愿参与的，对美国也是有利的。而在经贸领域，中美双向投资、双边贸易、金融合作，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资本向来是趋利的，哪里有美国“单方面吃亏”的道理？在国际安全和经贸领域，两国关系都是合作与摩擦并存。
至于在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误判”，其实只反映了一部分美国观察家的幻想。中国的政治主流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给过美国人幻想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主流、舆论主流，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不断攻击而不是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美国过去的“两手”政策，从来都是有利于维护美国长远利益的，而现在改行全面打压战略，既短视，也有损美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中美实力日益接近的结构性原因，也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中不断“甩锅”，企图以攻击前任政府对华政策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指责中国军事行动咄咄逼人是不讲道理
姚云竹（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中国军力增长，指责中方采取扩张的战略态势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挑战国际规则与现行安全秩序。事实上，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与国家总体发展同步协调进行，不搞影响发展、损害民生的军备扩张。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中国主要通过开展多边合作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保障这些利益。中国少量的海外军事存在，既是为了履行国际责任（如亚丁湾护航），开展防务合作（如联合演练、舰艇互访），也是为了危机时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国民和资产的安全（如执行海外国民撤运任务）。这与美国在全球部署兵力、建立海外基地网络、组织军事同盟、动辄发动战争的做法大相径庭。
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复杂严峻。通过和平谈判，已经顺利解决了与12个邻国的陆地领土划界，正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或控制与邻国的海洋领土权益争端。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强度海空侦察和侵犯主权的“自由航行行动”，两国舰机才会有频繁相遇的危险事态。只要看一看危险事态发生的地点——都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周边海域，甚至不是茫茫大洋之中——就可以明白是中国还是美国正在进行咄咄逼人的挑衅！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2020年鉴，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18（320∶5800）。中国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保持“精干有效”的核武库，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不愿与俄罗斯继续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扬言要重新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正在从全球核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库横加指责，给中国贴上“破坏国际秩序”的标签，就更没有道理。
白宫对华指责充满谬误很不专业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美国政府要批评中国、调整对华战略，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他们发出的指责充满谬误，很不专业。举几个例子：
白宫宣称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建立在期待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基础上。然而，美国国内很多中美关系的长期研究者和实践者却认为，美国过去并没有这个期待，美战略界对此至少是没有统一意见的。
再比如，白宫总是说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这里可以引用世贸组织（WTO）前总干事、中国入世时的欧盟谈判代表拉米的观点，他在2011年就表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成绩可以得到“A+”。2018年他再次表示，“中国没有欺骗，美国错了，中国遵守了当年签下的WTO承诺”。
白宫宣称中国在境外传播反西方意识形态，似乎在使用观察苏联共产党的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中国确实重视海外传播，但是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改善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传播的意识形态到底包括什么系统性的内容呢？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在中国的宣传下，全面照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呢？
白宫宣称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让人不解的是，如果

白宫为什么视中国为直接竞争对手

外媒称，继18个月来一直把朝-鲜视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具对抗性的路线。专家说，这一路线显示出美国政策出现的危险转变。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8月18日报道，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到富有对抗性的新国防预算，特朗普政-府在意志力的较量中把矛头对准了这个东亚大国，使得中国内部日益达成一种共识：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

报道称，上周，特朗普政-府称中国军队是五角大楼要新建一支“太空部队”的原因之一，特朗普还在今天发布的推文中称，中国是影响美大选的外部势力。

他写道：“那帮只知道盯着俄罗斯的傻-瓜应该也看看别的方向，中国。”

分析人士说，敌意的加剧表明，特朗普及其顾问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直接竞争对手及敌人，必须通过更极端的对策来削弱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这一观点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

但是分析人士说，尽管特朗普政-府表示它的对华路线会与前几届政-府大相径庭，不过它并未阐述与中国打交道的明确战略。奥巴马总统曾试图在一些重大的全球行动计划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以此来鼓励它在国际体-系中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

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这两项协定。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说：“我认为本届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的努力其实聚焦的是我们如何拥有相对于中国而言更有效的竞争战略上。”

特朗普对中国的关注在8月16日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得到了体现，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削弱了对朝-鲜施加的经济压力。

经济分析人士批评特朗普今年春天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似乎急于证明他加征关税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将中国说成输家，还直截了当地要求他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公布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新情况。

报道指出，这一战略能否奏效值得怀疑。

亚洲协会分析人士、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主管亚洲政策高级官员的丹-尼-尔·拉塞尔说：“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动个大手术，拿着锯子发出威胁并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中国人告诉我，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贸易上的强硬举动，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措辞以及其他事实上将中国列为敌人的文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另据俄罗斯《独立报》8月2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那帮只知道盯着俄罗斯的傻-瓜应该也看看别的方向，中国。”一些美国的评论员称，华盛顿针对北京的政策愈发带有对抗性。但专家强调，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中国并不意味着俄美关系将有所改善。

报道称，过去的18个月中，华盛顿将朝-鲜描述成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如今美国的政策方向却出现变化，特朗普当局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中美贸易战正在升级。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巴秋克强调：“根据2017年12月特朗普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今年初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俄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这一点在美国国防计划、国防预算以及引起中方强烈不满的对华军事力量的评估中得到了体现。本届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带有很强的连贯性。”

一直都是这样呀。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